十年前的12月11日，大连海事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斌博士通过电视屏幕收看了中国加入WTO的实况转播，就在国家领导人与世贸组织官员举起酒杯碰撞的刹那，他似乎预见了即将发生在中国经济及生活领域的一幕幕变革。第二天，一篇3000余字的报道在纸媒上刊发，刘斌把大连企业即将面对的思维迥异的市场和更严格的标准勾勒出来，为即将展开国际化生存的大连企业打气。

　　而今走过这十年，在刘斌眼中，大连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进程中有得有失。从“狼来了”到“与狼共舞”，大连企业在摩擦中愈渐成熟，时势表明了他们在国际市场上有能力做得更好。

　　“在部分连企应诉反倾销案件中，我们是“第三只眼睛”，既要帮助企业看清方向和盯紧细节，又目击了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昨日，一位曾协助过多家连企应诉反倾销案件的大连律师不无感慨地说。

　　律师，站在那些应诉连企背后，以另一种视角审视和见证了大连企业在迈向国际市场征程中的艰辛和曲折，亲历并协助了一些连企积极应诉反倾销案件。为此，近日，记者多方打探、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了几位曾经接触过或参与过反倾销案件的大连律师，他们还原了反倾销案件中一些鲜为外人所知的细节和幕后故事。

 

　　寻找参与过反倾销案件的大连律师，这种努力在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目前，国内能够完全代理反倾销案件的律师主要集中在北京，而大连只有少数律师接触过或协助连企打过反倾销官司。”大连市律师协会有关负责人不无遗憾地说，在大连，律师在反倾销案件中参与程度严重不足。

　　张丽，辽宁伟凯律师事务所律师，曾经帮助过大连一家企业应诉来自美国的反倾销调查，记者辗转联系上她时，她刚刚获得了一个喜讯：日前，美国方面对中国一些与钢铁有关企业的反倾销调查程序因为证据不足而中止，其中有一家大连企业。最近，当张丽得知这起历时一年多的反倾销调查以中国企业获胜而告一段落，别提多高兴了。“这起反倾销案件的胜利中，也应该有我小小的一份功劳。”张丽笑着说。

　　“2010年，美国方面对中国多家与钢铁行业有关的企业提出反倾销调查，其中包括一家大连企业。而国内这些企业委托了北京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代理应诉，我受那家北京律师事务所委托，协助大连那家企业应对反倾销调查。”张丽回忆说，当时，美国方面发来了一份长达几十页的、全英文的反倾销调查问卷，问卷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涉案企业的公司结构、经营范围，被指控倾销产品的国内销售情况、出口数量及价格、生产成本及各个环节数据等，此外，企业还要提供相关数据的佐证材料。

　　“该问卷的填写情况将直接影响到调查结果，哪怕在一个细节上稍有不慎，都有可能被抓住把柄，从而对反倾销调查结果产生不利影响。举个例子来说吧，那家连企总经理的名片上印着很多职位，其中有“兼党委书记”字样。在填写“企业联系人”一栏时，工作人员直接附上总经理的名片。后来，我在复查时，发现了这个细节：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这很可能会让调查方误认为该公司在运营上不独立，与政府关联太多。”

　　张丽说，在与其他国内应诉企业交流中，她还遇到过一件“趣事”。“在调查问卷中，有“公司具备的优势”一项，有的企业写道：“享有政府关于税收、土地使用、生产用煤等优惠政策。”在国内，一些企业经常标榜上述优势，而在应对反倾销时，这绝对是弄巧成拙的败笔。调查方很可能会因此认为该企业的运转受到政府干预和支持，从而做出不利裁决。”

　　此外，接受采访的多位律师认为，包括部分连企在内，国内企业在平常的管理和运营上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会计财务的处理过于随意，这就使得反倾销调查问卷中所需要的数据和材料无从查找，而且，调查问卷的填写往往缺乏证据支持。

 

　　“事实上，当一些中国企业面对反倾销案件时，往往表现得很消极。”接触过反倾销案件的大连律师王先生表示，因为反倾销案件一般都涉及同行业众多企业，所以，一些企业会觉得“这是大家的事”，没有必要冲在前面；此外，企业消极的另一个原因是应诉反倾销案的成本太高，一些小企业很难承受。

　　那么，反倾销案件的应诉成本到底有多大呢？参与过两起反倾销案件的辽宁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隋秀英介绍，包括连企在内，很多应诉的国内企业往往聘用美国或欧盟等进口国当地律师代理反倾销案件。在国外，律师接受咨询是按小时收费的，即使普通的收费标准，也是每小时上千美元，而反倾销案件的咨询通常又是最耗时间。另外，如果整个官司委托外国律师代理，其将按照标的额的一定比例收取律师费，有的反倾销案件，律师费数额惊人。

　　“反倾销案的专业性极强，普通律师根本无法胜任，因此，专业反倾销的律师收费极高。据统计，应诉企业花费的最大一笔开支可能就是律师费，粗略估算，每家应诉企业律师事务所的费用约在10万到上百万元。”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表示，如此高昂的费用使得许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

 

　　“我参与过两起与机械有关的反倾销案件，其中涉及到几家大连企业。在帮助它们准备应诉材料时，我发现如何证明产品价格是合理的最为关键。”辽宁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隋秀英介绍，由于国内的劳动力成本等相对较低，所以，出口产品在价格上具有一定优势，这让美国和欧盟等国家以为中国是在倾销产品，冲击其市场。为此，中国企业就必须收集材料和证据链条，证明自己产品的价格以及价格形成体系是合理的。

　　“然而，在准备和整理材料中，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企业在日常生产过程中，往往会疏于保留与产品成本有关的各项凭据，财务方面也不够严谨，导致收集证据和材料很难。”隋秀英说。

　　通过另外一种视角，隋秀英还看到了更多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一些出口企业的产品价格确实比较低，但这是以牺牲自己利润为代价的。比如，同行业的中国企业为了争夺出口市场，经常同室操戈，相互压价，导致出口产品利润微薄，并且还容易惹上反倾销官司。”隋秀英颇为感慨地说，中国产业应该形成一支整体力量去开辟国际市场，这不仅仅体现在应对反倾销调查上，更应该落实到企业的日常运作和对国际市场的开拓上。

　　另外，辽宁伟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丽表示，涉诉连企还应该重视一块特殊资源，那就是国外一些重要客户。“某些时候，通过“游说”国外一些重要客户向诉方施压或者向国外主管机构施加影响，联合进口商尤其是有实力和影响力的进口商可能会对反倾销案件的裁决起到意想不到作用。”